我的那些好友里面，也没几个对苏联有好感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啊，嘴巴硬，性子直，要是在那些独裁者手底下，肯定死得很难看，我知道我自己的。所以我不敢像刘文典那样和蒋先生对着干，也就是蒋先生不是斯大林，要是斯大林，刘文典恐怕就被株连九族了，不过要是在苏联，刘文典会不会是刘文典都不一定。你看那高尔基，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，一个比一个惨。

我们这些人啊，只能生活在民主国家里，在独裁的国家里，是不会允许思想自由发展的，也不会允许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由发表言论的，要是真的在苏联，我们会被第一批消灭掉；所以当时陈独秀他们弄那个什么马克思主义，我就建议他去苏联的民间看看，看看是不是和他们宣传的一样，如果不是，还是请他好好的想一想，他不听，结果弄出事儿来了吧？我是不赞成他们的，那样的作法，比满清文字狱还要过分啊！秦始皇也要甘拜下风。”

我拿着簸箕把赃物全部扫进垃圾桶：“所以对于内战，我一开始是不赞同的，但是回国之后，我见了很多，听了很多，想了很多，父亲也和我说了很多，我渐渐的明白了，校长那么做是对的，攘外必先安内，这是用兵准则啊，有什么好诟病的？任何人在校长的那个位置上，都要那样做，否则前门赶虎，后门进狼，不就完了吗？”

胡适先生喝了一口茶，喘了一口气：“那你赞同内战？赞同剿共？等打完倭寇，还要帮着你的校长把他们剿灭？这可不像是你啊！我听你的校长说，你可是绝对反对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的，你也拒绝过参加内战的。”

我摇摇头：“云海不会赞同毫无意义之内战，也不会赞同毫无意义之剿共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若是能够坐下来好好谈，何必兵戎相见？为什么不能组织联合政府呢？正如您所说的民主，至少也需要两个党派吧？相互制衡，相互防止独裁，才是最好的，要是灭了任何一个，失去了制衡，难保不会出现独裁。只要是中国人，就有参政议政的权利，这才是云海理想中的中华民国；否则就该和袁世凯一样，叫做中华帝国了。”

胡适先生点点头：“其实我也比较希望如此，只是在主义的问题上，很难调和，共产党赞同共产主义，国民党赞同三民主义，在马克思的意识里，我们可都是罪恶的资产阶级分子，是要被消灭的。”

我笑道：“我记得父亲曾言，当初您还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，曾经和很多人展开辩论，说少谈些主义，多谈些实际问题，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胡适先生坐了下来：“是啊，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；当年主义之风兴盛，这个主义那个主义，什么有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搞的学术界思想界是乌烟瘴气，根本就脱离了实际，不去看看真正困苦的民众，不去考虑如何解决民生，而去谈那些无用的空想，幻想着用主义救中国；我当时就很生气啊，我说，你这个主义，他那个主义，到底那个主义才能救中国，不是你们说了算的，也不是主义说了算的。

你们应该去农村，看看你们的主义，是不是可以让那些贫穷的农民摆脱贫穷，如果不行，就别废话，别谈主义，老老实实地把这个实际问题解决掉就好了！结果有些人听了我的话，不再去理睬主义了，可是有些人照样谈主义，说，谈主义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，有了指导方针，才能付诸实施。

我就说，那你们这些空想的主义，有没有实际价值？有没有操作的可能性？你们试验过没有？没有事实根据，就不要放空话，那只会暴露你们的愚蠢和无知！我一生都信奉实用，只有实用，才是于国于民有利的，别的，我一概不在乎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您的想法和我的差不多，谈那么些个主义有什么用？还是应该解决实际问题，解决问题要的是方法而不是主义，主义也不一定就能带来方法，救中国也不是什么主义就能做到的，等到以后，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。”

“好了你们两个大男人就别聊这些国家大事了，来吃饭吧！这才是眼前的事情！”江东秀女士端着几盘菜放到了桌子上，笑着说道，兰儿紧随其后，也端出了几盘菜：“快来吃饭吧！饿着肚子可什么也做不成的。”

我朝胡适先生笑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就来解决一下肚子饿的实际问题吧！空着肚子谈问题，那可就是空谈了，我可不赞成。”

胡适先生开怀一笑：“我也不赞成，那么我们就来解决一下实际问题吧！填饱了肚子再继续！请！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一直聊天，聊到了十一点多钟，天南地北，无所不聊，我们惊异的发现，原来相见恨晚是这么个意思，一个军人，一个文人，就以这种方式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这就是我和胡适先生友谊的开始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在未来的岁月里，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，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，从来不曾间断，一直到胡适先生去世，我却依旧想念他，这个民主的斗士，思想的巨人。